笼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床，香港底层市民的“家”居然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新浪潮导演张之亮拍摄了电影《笼民》，剧中描绘了那些生活在笼屋里的底层小市民群像，桩桩件件，都与当下许多香港人正在经历的别无二致。
30年过去了，笼屋依然在香港广泛存在着。它们有的持有政府发放的“笼屋牌照”，有的因无牌而隐匿于市。一张床，四块木板，围住的是一个人全部的人生。
被梦魇萦绕的小屋
夜幕降临，香港街头华灯初上。和以往不同，此时街面上很多店铺都早早关闸，出租车司机骂骂咧咧地抱怨着“街上连个鬼都没有”被迫提前收工，只剩下高耸入云的楼宇，如同黑森林般把夜空遮蔽得严严实实。一股愁云惨淡弥散在这座本该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中。
穿过一个即将收摊的菜市场，从一扇不起眼的铁门进入一栋居民大厦，沿着破旧不堪的楼梯往上爬，社工施丽珊敲开了其中一扇木门。“施姑娘又来啦？”开门的是一个身穿短裤、赤着臂膀的年轻人，30来岁，看起来十分健壮。
“阿龙，就你一个在家吗？怎么不听我电话？”施丽珊隔三差五就会过来探访这里的房客，了解每个人的情况，为他们跟进申请公屋等。她常年奔走在港岛各区，心中有一张“笼屋地图”。
阿龙是这个屋子的“管理员”。“你看这里收拾得多整齐，全靠阿龙帮了我大忙。”房东颜女士自豪地说。进门的时候，阿龙正在卫生间清洗一个鱼缸。他没有固定工作，碰上近期香港各行业普遍低迷，他也无事可做，每天帮房东收拾屋子，傍晚到楼下跑步，日子倒过得不那么苦闷。
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但进入笼屋的那一刻，仍不禁为屋内如梦魇般的氛围而不寒而栗——以前在电影里看过的铁丝笼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满目黄色的木板，围合成一张张床位，就像一累累森森棺木，堆叠在宽1米的过道两旁。每一扇门都紧闭着，门上有气窗，开着密密麻麻的圆形小孔。从外面几乎无从得知里面的情况，只能从气孔里透出的微弱光亮来判断房里是否有人。
以前的铁丝网笼屋经常被媒体批评不人道、缺乏隐私，于是现在很多笼屋都换成了板间房，用木板来分隔，后来人们称之为“棺材房”。施丽珊说，住笼屋的大部分是拿综援，没有家人，或者跟家人有矛盾的单身人士，还有些是精神有问题。
月租2200元港币左右，包水电和公共设施，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单元，容纳了近20个房间。说是“房间”，其实只是一个约合1.5平方米的床位。像阿龙这样身材高大的小伙子睡进去，只能勉强伸直脚，顶着头。但对于大多住笼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空间，足够了。
“等申请到公屋那天我已死掉”
李伯伯在床上躺了一天，直到傍晚才缓缓爬起来，整理一下衣领，拽拽裤腿，用手轻轻按摩因长期弯曲而有些麻木的双腿。交谈的过程中，李伯声音很低，不时摸摸肚子，许是刚动过肠闭塞手术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他是这里的新房客，不认识任何人，也没人主动和他说话。平日里，除了早午会下楼吃饭，其他时间他都躺在床上，睡不着，只是发呆。
“刚出院就搬到这里来了，环境也就那样吧，没什么可苛求的。”早年离了婚，没有子女，此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身体不好，隔三差五要看医生，没有人愿意聘请他，李伯只好提前退休。“其实我才刚刚过60岁。”“有没有申请公屋？”我问。李伯摇摇头，“我年纪大了，不用了，等申请到的时候我都死掉了……”
僧多粥少。以单身人士公屋为例，香港政府每年提供2000个单位，但目前在排队轮候的有12万人。施丽珊说，特区政府根据申请公屋人士的收入和年龄等具体情况有严格要求，就算符合低收入的申请门槛，但40多岁的也要等上10年，年纪越大等候时间稍短一点。
最近，施丽珊成功帮助一位老人申请到了体恤安置，只花了半年时间，房子在港岛东部的筲箕湾。“面积比这里大10倍，租金更便宜，1000元就租到。”“不是钱的问题……”李伯摆摆手。原来，李伯在北角住了十年了，对这一带熟悉，不愿离开。“如果申请的公屋分配到其他地方，我坐车和吃饭都不方便，我一个人，身体又不好，你让我怎么办……”
“就是身体不好才要换一个环境好的一点的房子住啊。”施丽珊表示会尽量帮他在北角这一区找社会房屋，“比这里大，但租金更便宜，好不好？”“不要不要，我一个人不方便的，现在过一日是一日，没办法的了……”伯伯把头埋在干瘦的双臂中，不愿再多说。
近年来，由于公屋数量不够且难以申请，因此香港政府没有对笼屋进行简单取缔，而是颁布了《床位寓所条例》，对符合安全规定的笼屋发放牌照，尽量保证笼屋在安全的范围内运营。牌照虽设定了一些“条条框框“，但实际对笼屋居住环境的保障非常有限：
规定了床位之间过道宽1米以上，却没有规定床位的大小；
规定每6个人配备一个马桶，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卫生间里并排放置三个马桶的局面，实际上根本没用……
然而，香港还有大量无牌照的笼屋，隐匿于密集分布的普通私房楼宇中，只有熟悉情况的人，才能知道准确方位。
人在笼中，就算画地为牢也是冷暖自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躺在自己的床位上，阿强给自己唱了首生日歌，他一口气吹灭了小蛋糕上的蜡烛，袅袅青烟上升到触手可及的天花板便幽然消散在空气中。过完这个周日，他就65岁了。这是他搬进这间无牌照笼屋的第四年。
阿强是个单身汉，在香港和内地与人同居生活过几年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我这种人是结不了婚的。”彻底放弃组建家庭的念头以后，他开始辗转于各种笼屋中租床位度日。
生活在笼屋里，阿强倒是乐得自在。“你看，我全部家当都在这啦。”宽1.2米的床上，左边排列着电饭锅、风扇、茶杯、饭碗、沐浴露、牙刷、毛巾，右边的墙上挂着衣服和背包，正前方的小电视机正在播放节目，上面的小隔板上堆满了各种零零碎碎的日用品。
“电饭锅、电视、风扇都是房东配好的，不用自己买。唯一值钱的钱包、身份证和回乡证我都放在背包里。要是哪天遇上火灾，背上个包就可以跑了，其他的都不要。”身无长物，日子也过得潇洒。平时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又是一天。
“这么小的空间……”“足够啦！”没等我提出疑问，他便抢答道。“我都习惯了，你给我个400 呎（约40平方米）的单位我还不知道在里面该怎么走呢……”说着惬意地翘起二郎腿，拿电视遥控器换了个台。
床位分楼上和楼下两层，楼下的月租2500元港元，楼上的只要1800元港元。“楼上价格便宜点，就是要整天爬上爬下咯。”阿强的生活费全靠政府每个月5800港元的综援，除去房租1800港元，还剩4000港元。“一天伙食费130港元，足够啦！”似乎“足够啦”，就是阿强的口头禅。
人都是向往自由的，而“笼”，是自由的对立面。讽刺的是，和阿强一样的很多笼屋房客其实并不排斥这些让他们与世隔绝的笼子、木板和砖墙，他们感到的不是束缚，而是安全感。“没了这四块板，周身不聚财。”阿强说。
香港寸金尺土，生存空间对个人来说是奢侈的，也是普通人最大的生活压力来源，在这种强压底下，生活在底层的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屈身于狭窄空间，用笼屋来包裹自己，建立一个唯一属于自己的世界，自给自足，冷暖自知。
如果说有什么心愿
希望将来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强哥，别以为过生日就不用交租啊！”一位个头不高、身形微胖的中年妇女喘着粗气走到阿强的床位跟前。阿强支起半个身子，通过房门上的小气窗点钱，交钱，顺便唠上几句。
她是欧姐，房客们都叫她“收租婆”，平日除了帮房东收租金以外，整个公寓里的日常用度、家长里短、事无巨细都由她来管理。每当有新房客进来，房东就把人领到欧姐那里说：“以后有什么事就找这个阿姐吧！”实际上她和其他房客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她搬到笼屋的时间更长一点。“到这个月就住满五年了。”欧姐掰掰手指头。
她身体不好，有肾病和糖尿病，开过刀，每天上下楼跑一趟就会大汗淋漓。但每到月底，房客们总是能看到欧姐上气不接下气、全身湿透的身影来回奔忙在公寓各处。“经常饭吃到一半，放下筷子就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但众口难调，有时我把问题反映给房东，他们还怪我多嘴……”
说起这像夹心饼干一样的管家角色，欧姐坦言自己早就不想干了。“这屋子又不是我的，房东也不会给我钱干这些。”欧姐总是抱怨，总是气不过，但屋里的大小事务还是日复一日地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让众人服气。
公寓里有24个房间，流动性很大，每月都有人搬来，有人搬走，但所有人欧姐都认识。
有时欧姐也会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小时候，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的。后来父母去世了，我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就卖了房子治病，开始自己四处租这种劏房来住。”
欧姐结过婚，但没有孩子，丈夫已经去世了10年。她有一个姐姐在澳洲，她想移民，却苦于通不过移民局的申请……
他们是一群被淘汰了的人，社会的发展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但即便生活困顿如此，屋里却不乏欢声笑语。“开心的时候？就是和那个哥哥聊天咯。”但就像一家人会相互打趣，也会吵架。一吵架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不过也就一两天，马上又和好了。有些话摊开了说，总比一个人躲在自己房间里，对着四面墙好，是吧？”打开房门，是一家人，关上房门，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
吵吵闹闹中，日子一天天流逝。“如果有一天我搬走了，或者两脚一伸死掉了，这个屋里也就少了一把声音吧。”欧姐红了眼眶，轻描淡写中不无心酸。
“如果说有什么心愿，那就是希望将来能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房子里有一扇通向外面的窗。”人身很小，人心很大，需要空间去延续和安放，而在“笼民”的眼中，何处又是心灵归宿？他们甘把生活钻进笼里，把人生的悲喜、哀愁与希望都压缩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角落。因为起码，这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领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走出笼屋，夜晚的香港街头充斥着烟火气，但一股抑郁感却久久压在心头，无法消散。在这座每天高速运转的城市，欧姐那些小小的心愿，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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